如何评价“加州学派”的“大分流”进展?

“大分流”之后:“加州学派”的二十年

二十年前,一批在美国加州不同大学中讲授中国社会经济史的中年学者,先后出版了几本专著,对当时国际经济史坛的主流理论和观点进行了质疑和批判,并提出了新的见解。这些学者后来被称为“加州学派”,他们的见解集中体现在彭慕然(KennethPomeranz)的《大分流: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》一书中,因此“大分流”理论也就成为“加州学派”的新见的代表。这些新见提出后,迅速引起国际学坛的注意,在赞同和反对这些看法的学者之间出现了热烈的争论。这个持续至今的大争论,从开始时主要针对中国和西欧的比较经济史的讨论,演变为题材广泛、涉及全球的跨地区、跨时代、跨学科的国际大论争,在国际学术发展史上留下了自己的痕迹。

二0一0年,在关于大分流的论争开展十周年之际,著名经济史学家欧布莱恩(PatrickO’Brien)发表长文“Ten Years of Debate on the Originsof the Great Divergence between the Economies of Europe and China during theEra of Mercantilism and Industrialization”,随后经济学家罗斯基(ThomasG.Rawsk)、布兰特(Loren Brandt)和马德斌(DebinMa)也撰文“From Divergence to Convergence:Reevaluatingthe History Behind China’s Economic Boom”(二0一二年提交国际会议,二0一四年正式发表),对过去十年的论争进行了总结,并对以“大分流”为代表的“加州学派”的观点与研究方法进行了评论。到了今天,又是八年过去了。在经历了多年的争论之后,“加州学派”的学者们近来在“大分流”的研究方面有什么进展呢?这是诸多学者都关心的问题。

自“大分流”理论提出后,“加州学派”学者一直没有停止过对以往工作的反思和对新领域、新方法的探讨。对于在争论中受到的质疑与批评,他们都进行了认真的思考,借以改进自己的研究。在二0一五年八月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,澎湃新闻专访了前来参会的彭慕然。彭慕然坦承先前研究的局限性,并表示正在完善“大分流”理论。作为这个反思和探讨的一个结果,在《大分流》出版十年后,“加州学派”主要成员又推出了几部有分量的著作,包括李伯重《中国的早期近代经济:一八二0年华亭-娄县地区GDP研究》(二0一0)、王国斌与罗森塔尔(Jean-LaurentRosenthal)合著Before and Beyond Divergence:ThePolitics of Economic Change in China and Europe(二0一一)、李中清与梁晨等合著《无声的革命》(二0一三)等,都从不同的方面,使用不同的方法,选取不同的重点,对于“大分流”讨论中提出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,是“加州学派”学者在二0一0年以后进行的努力所获得的新成果。二李的书,中文读者都可以看到,而王国斌和罗森塔尔的书,因未译为中文,因此中文读者尚未能阅读。直至今日,方由四川大学周琳教授译为中文,名为《大分流之外:中国与欧洲经济演变的政治》。

《大分流之外》在一些重要方面对于先前的“大分流”理论进行了反思和修正,在研究对象、范围和内容方面,都大大超出了《大分流》。《大分流》强调进行比较研究要重视比较的单位,把英格兰和中国的长江三角洲作为比较对象;《大分流之外》也重视比较的单位,但把欧洲和中国作为比较对象,英格兰只作为这个比较中的一个特例。《大分流》一书以及先前的“大分流”讨论所涉及的时间范围,都是近代早期(一六00至一九00),特别是公元一八00年前后,而《大分流之外》认为中国和欧洲的大分流要早得多,是公元一000年左右。

通过对以往“大分流”理论的修正,《大分流之外》为欧洲和中国不同的经济变迁模式提供了一个新的解释。作者指出,欧洲和亚洲在公元一000至一五00年的一个重大差别,是欧洲存在众多相互竞争的国家,而亚洲则只存在中国这样一个超级大国,其政治和经济的影响力在本地区都无与伦比。这种状况,对于欧洲和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的演变都具有巨大的作用。尽管在中国和欧洲的历史上,统一与分裂曾交替出现,但是中国始终沿袭统一帝国的模式,而欧洲却经历了更多的分裂。旷日持久的战争使欧洲陷于贫穷,但这些冲突与竞争却在无意之中催生了资本密集型的生产方式。相反,中国在长期的和平和统一中孕育了一个大规模的市场,并从劳动分工中获益。欧洲直到一七五0年之后,资本密集型的机器生产才显露出一些优势。在此之前,清代朝廷的经济发展理念乃是全世界各个地区的共识,即重农、薄赋、不干预国内贸易。因此,在以往的中西比较史方面,许多传统的观点缺乏充分的历史依据。

本书在方法论上也有创新。作者提出了若干可以被检验的命题或观点,以便后来的研究者对此进行证实、证伪或质疑。他们对以往解释“欧洲为什么成功,中国为什么失败”的传统观点进行了回顾和分析,否定了一些观点,肯定了另一些观点,将其置于一个更大的解释框架之内,与价格理论、政治经济理论配合使用,以进行深入的分析。因此,与传统的研究相比,本书的研究方法能够更加透彻地讨论“欧洲为什么成功,中国为什么失败”的问题,并得出更具说服力的结论。这充分表明:经济学理论与对中国和欧洲历史的专业知识相结合,能够产生更好的经济史研究。

此外,本书的两位作者分别是中国史研究和欧洲史研究的专家,同时又都受过良好的经济学和历史学的训练,所以他们能够从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眼光,以共同的视野和问题意识来进行研究,识别具有可比性的历史过程,并进行细致严谨的比较。

那么,《大分流之外》对先前“大分流”理论的修正,是否“推翻”了“加州学派”的基本认识框架呢?答案是没有。

作者:李伯重
      来源:《读书》2019年第01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