徐文荣:国王在领地

徐文荣国王在领地

横店之王徐文荣如何打造中国好莱坞,一个农民企业家的审美、趣味、商业敏感与民族主义驱动的宏大野心。

在横国,这里被称作横国是有原因的。红色的城门打开,是开阔的广场,穿过中庭,巍峨恢弘的秦王宫出现。护卫、宫女穿梭其间,如果运气好,你可以见到公主。

    古代与现代,刀枪剑戟与自拍神器,王侯将相与游客,铜板与人民币,衙门与快捷酒店,所有矛盾对立物混为一体。依靠步行(或者出租车)而不是时光机器,你可以完成一场又一场的穿越。横国是魔幻的,最多的“皇帝”在此登基,无数“史诗级战争”在此发生。

古装戏的拍摄集中地,并不是横店—这个浙江东阳辖下的小镇被称为横国的唯一原因。拥有影视城的横店集团,某种程度上看来,是一座自成体系的小型王国。从幼儿园到大学,从医院到党委,集团创立并拥有这一切。横店集团不只是一个民营公司,它是小镇生活的方方面面:污水处理,自来水供应,路灯照明,道路铺设……最新项目包括一座机场。

如果不是被问及,很少有横店人会提到,屡屡登上中国富豪榜的复星集团创始人郭广昌,也是出自横店。此处几乎没有他的印迹,一个横店人对郭广昌的最近印象停留于郭母的白事,不论是谁,只要去鞠躬就发红包两百块钱,“群众演员全挤到那里去”。人们津津乐道的是另一个名字。

这个名字出现在许多能长久存在的事物上:横店影视文荣奖、文荣医院、文荣中学,文荣基金会……他的家在这里,他所有的创造在这里。事实上,长子徐永安已经在2001年接班横店集团,但作为创始人的徐文荣仍有着巨大的影响力。“他几个儿子我都不认识。我就认识徐文荣。太厉害了。”在横店漂了9年的武行演员史中鹏说。

现在,83岁的徐文荣坐在他挂着“中国梦”牌匾的办公室里。他没有名片,名片对他而言毫无意义。与预设的那种不怒自威的长者形象不同,他感觉上更像一个负责调解的居委会干部,嘴角时常浮现微笑,话多且密。在《人物》的采访中,他用了20分钟谈论对清朝三位皇帝的看法,他想表达的内容一定要坚持说完,自带设问与回答。他认为清朝是最伟大的一个朝代,因为“中华民族的版图是清朝定下来的”。他痛恨和珅这样的贪官污吏。

交班之后徐文荣创立并领导着社团组织“四共委”(共创共有共富共享工作委员会)。“四共委”不属于集团,不进行经营活动,承担投资与慈善的功能。这是一个名字略显奇怪的机构,但他是来自于那个“公优先于私”时代的人,时代影响着他的生活与思考方式。

这个横店最著名的人,也可能是全横店最勤奋的人。早上8点半,他一定准时坐进办公室,直至下午5点半离开,其间医生隔几个小时为他测量一次血压。等着向他汇报的人,有时会在办公室外排起队来。一周七天,他天天上班,按点吃饭。他的办公室主任,也是他事实上的贴身助理,因此也没有周末一说:每天早7点就赶去老爷子家中见面,陪他与妻子“打老K”—那是老爷子最爱,一起吃早饭去上班,晚饭后再打一阵牌,9点离开。这一点上,长子徐永安的生活更符合现代企业管理者的日常,他工作日经常加班,晚饭时间很不固定,但假日一定属于自己。

如果没有对古代建筑的规模化复制,横店将会怎样?也许这里依然会有五星级酒店与星巴克,但横店远不会像今天这般鼎鼎大名。倒退至1997年,徐文荣已当选全国人大代表4年,他独创的社团共有制被经济学家热议了好几年,褒贬不一,为电影《鸦片战争》打造的广州街也建成了,但中国地图上仍找不到横店。那一年,后来担任影视城总设计师的张大帅邀请陈凯歌来横店,后者从未听过这个地名。“那东阳知道吗?”“东阳也不知道。”直至说到东阳隶属的金华市,陈凯歌才有了概念,“金华出火腿。”

时至今日,“横国”一片欣欣向荣,不同朝代的城池林立。大量剧组来取景拍摄,而在此基础上,横店又衍生出文化旅游产业。不少街道依据周边场景而来,清明上河图路,都督街,秦清路,长征路……路上撞到明星可遇不可求,但房车随处可见,根据车的豪华程度,你可以猜出里面坐着的大腕量级。2016年,横店有271个剧组入驻,实现旅游人次1782万。这很容易让人忽略横店集团是个年营收达631亿元、拥有4家上市公司的航母型企业,重点板块在于制造与金融,影视与旅游的产值不及整个集团的10%。

远离影视城的具体事务多年,徐文荣对相关话题仍然颇有兴趣。他本身是个电视迷,以前喜欢看古装戏,现在则对历史年代剧充满热情,最近在看《海棠依旧》。至于玄幻剧和穿越剧,他了解很少,只能说到《聊斋》。几年前,抗日剧大量涌现,不乏剧情离奇粗制滥造之作,但徐文荣似乎对媒体的嘲讽缺少感知,对于横店变成抗日剧的生产地这一事实,他认为“应该骄傲”。

谈起中国影视的未来,徐文荣雄心勃勃。“美国的老大,你们已经走下坡路了,”他用第二人称语气对《人物》说,仿佛对面坐的是一个美国人,“你们做的内容没有号召力,没有思想性。至于高科技,做也不是你们美国人做的,犹太人比较多,中国人也有。”横店已有二三十个大大小小的影棚,徐文荣打算建到50个以上,他表示横店绝对要超越好莱坞。

硬件或许值得自豪,但不可否认,中国影视的整体口碑正在滑向谷底。滥用替身、抠像合成正在毁灭表演这个行业,电视剧的主演档期紧,就只能用这种方法解决;网络大电影的风行降低了拍片门槛,但粗制滥造之作也大量涌入。《我不是潘金莲》上映后,就有相似题材的14部“网大”在横店开拍,蹭热门IP。一个“网大”导演承认他拍的都是烂片,“99%的评论都在骂”,但短短几年靠视频平台流量他已赚到500万元。至于那些比着烧钱的院线电影,票房的确不断刷出新纪录—2016年全国电影总票房为457亿元,但鲜有经典之作,对大牌导演持嘲讽态几乎成为网友们的政治正确。

对于现实中的种种荒诞,徐文荣并非没有察觉。“我们没有理由禁止。因为拍戏是他们都批准过的,他有他们的权利,我们只提供景。”他对《人物》说。

农民造城

徐文荣的官方介绍中包括有高级经济师、高级政工师、经济学客座教授—多种荣誉职务加身对所有功成名就者不会例外,但他乐于称自己是农民。相比那些虚高的名号,农民才是一个可靠的标签。如果你只是看他的现状,很难把眼前这位有着大量随同人员环绕的富翁,与那些如候鸟般在城乡之间迁徙,或者在田地中劳作的劳动者视为一体。

他对外国媒体保持警觉。曾经美国记者采访中数次问他是不是横店的“皇帝”,徐文荣勃然大怒:“什么意思?横店不是我个人的,是大家的,是党和政府领导下的横店。”

他的创业之旅开始于1975年,由横店大队书记(相当于现在的村支书)调任,靠借款办起的一间丝厂。他确实有着乡镇企业家们的惯有特质,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他热爱书法,向他求字者甚众。他的字颇具辨识度,永远歪向一边。横店一处人造景观“瑶台胜景”的碑文就是徐文荣所题,经他人稍微加工摆正。

徐文荣乐于开会,即便耄耋之龄,每次开会都兴致勃勃地发言一两个小时。最近一次的“四共委”有几百人参加的全体大会,他讲话到一半,太太打来电话,他在台上接听,就连坐最后一排的人都听得清清楚楚:“老婆,快结束了,我马上就回家吃饭。”全场大笑。

1996年,北影制片厂的美术师张大帅作为《鸦片战争》剧组成员,参与建造横店第一处拍摄基地—广州街。那年底,临近退休的他回到北京后,徐文荣登门拜访。“你当厂长”,徐文荣说,他请张大帅到横店“搞文化、搞旅游”。

“我说我怎么当厂长啊,我又不是搞工厂的。他不太了解电影这方面的事,他是企业家。”后来担任影视城总设计师的张大帅回忆说。

他将见识到真正的“厂长”。当他加盟横店后,在徐文荣的办公室里,他看到一屋子的电视,每块屏幕对应一个工厂的实时监控。“哪个厂子什么情况他都知道。他每天骑自行车,后来自己开车,每个工厂去转一圈,事无巨细,全都亲自为之。”

这些都是表象,最终指向的问题只有一个:农民徐文荣,是如何造出影视城的?毕竟,很多过往的经验都显示,农民野心勃勃的创造,在审美与工艺上并不符合更广大的外部世界的期待。

现成的建筑图纸。至少对于最先修起广州街,这才是答案的关键。广州街是《鸦片战争》的美术师邵瑞刚早设计好的。

关于横店影视城的起点,一个广为流传的版本是这样的。谢晋想拍香港回归献礼大片《鸦片战争》,在全国各地造景无门,最终求助于徐文荣,双方一拍即合。横店所在的东阳,正是盛产能工巧匠的木雕之乡,不愁人力。上百个工程队同时开工,3个月后,广州街拔地而起。除了官府、民宅、当铺、赌馆、妓院、烟馆等160多座建筑,还包括珠江口岸,再现了鸦片战争前后广州的市井风貌。

在张大帅对《人物》的讲述中,过程大致如此,只有一些小小的偏差。1995年底,他随谢晋去东阳卢宅选外景,消息被徐文荣得知,主动邀请他们顺道来横店。那时,徐文荣已经建起封神演义宫、大智禅寺等旅游景点。这些景点对外吸引力有限,名字也不伦不类,比如大智禅寺所在地被徐文荣命名为“天堂村”。

在酒桌上,徐文荣非常热情,承诺为谢晋造景。双方相谈甚欢,但张大帅回忆,离开时导演一上车,就双手一甩,“这地方怎么拍啊?没法拍啊。”

一切原本可能就在那一刻结束了,但徐文荣视锲而不舍为一种美德。他原本不知道谢晋是谁,但他知道香港回归是件大事。“人家紧着来追,紧着问。他们追到了北京,又到了上海,咱们谈。”张大帅说,“谢晋个性也很要强的。结果呢,就谈妥了。”

只有一点小小偏差:一个版本里,徐文荣没有拒绝送上门的机会;另一个版本里,他用尽最大努力去抓住机会。

广州街的真实建造时间超逾半年,当然按徐文荣的计算方法也没有错,除去风霜雨雪等恶劣天气影响,他对外宣传用时3个多月。事实上,1996年8月,开机仪式启动后,广州街外观已成,内部修建还在进行。因为电影要求同期录音,一旦拍摄要拿着对讲机喊话,让施工队暂停。

谢晋心气极高,每个部门都要调用业内最好的人选—这也是张大帅被选中的原因,他与导演分属体制内不同电影制片厂。在制景细节上,谢晋也近乎苛刻,筑墙只能用青砖,红砖不可以,屋顶瓦片要用木柴烧制。道上的石板,一定要真的、旧的,新烧好做旧的不可以。

徐文荣唯有派人去偏僻田野挖旧坟,去到各个乡里购买砖瓦。“当时都开着拖拉机,还翻下去十来个人。”他回忆,“实际上青砖价格又高,筑起来以后,只露了一点点出来,不要那么多。我说你们真混蛋。”他承认,后来由他主导造其他古城,不必要的细节可以变通。

广州街之后,他创造的第二个景观是为电影《荆轲刺秦王》量身打造的秦王宫。本质而言,这仍然关于如何抓住转瞬即逝的时机。1997年,张大帅刚刚入职徐文荣旗下,他从北影厂一个朋友处听说,导演陈凯歌的团队,用4年时间考证、制作图纸,但由于资金出了问题,河北易县的景没造起来。汇报后,徐文荣让张大帅马上去见陈凯歌。当时交通尚不方便,张大帅坐班车去杭州,结果没有航班,他再去上海,买第二天最早一班飞机去的北京。

有了《鸦片战争》的先例,陈凯歌对于由横店来接手造景的提议,表现出兴趣。徐文荣知道后趁热打铁,“他们不用来,我们到北京去。”在北京的一个宾馆里,双方见面,合作促成。

“开始的时候,我们也不会设计。我们负责建筑,出钱。”徐文荣说。至于把场景“做旧”与内部陈设,是剧组需要考虑的事情。

秦王宫占地800亩,包括99级台阶的四海归一殿,和周长2.5公里的城墙,比广州街难度更大,需要炸掉8座山头。工程到了一半,水渗出来,炸药放进去总是变成哑炮。“后来大家想办法,有人提出来,用避孕套。”说到这一段,徐文荣忍不住地笑,“男子用的避孕套,懂吗?三个县的避孕套全部买光。一炸就炸开了。”

“我们这个老板是经常下工地。他儿子不是,有领导来了,他才陪一回。”张大帅说,“他跟我谈事也是,不在纸上谈,现场谈,到那儿谈,看过之后,这么办这么办。”

秦王宫用了8个月造成。开山期间,地貌每天在变,炸出的土石填去低处。有一个夜晚,徐文荣一个人开车去现场,回家时发现路堵上了。那晚伸手不见五指,他辨别不出方向。转了一个半小时,都没转出来,“我不相信鬼的人呢,说今天晚上见鬼了。”他下了车,撒了泡尿,想着把鬼吓跑。

81岁的张大帅至今仍留在横店工作,他拍过近60部电影,《鸦片战争》是他参与的最后一部。特有的政治意义令其登上当年的国产片票房冠军,但如今,这种现象几无可能,市场性才是院线排片的首要考虑。陈凯歌近年的作品饱受批评,但不妨碍《荆轲刺秦王》被影迷视为良心之作。这部1999年上映的电影票房只有1000万元,放在今天不值一提。徐文荣的造城运动,从最初被动地跟随导演需求,到后来主动有意识地规划、自建,时至今日,再也没有其他影视基地对横店形成挑战。而20年前那个在山间迷路的夜晚,他终于找到微弱的灯光方向,加大油门,越过沟壑,在午夜前冲了出去。

徐氏风格

人们对徐文荣的评价是,行动力极强。造广州街时候,张大帅深感震惊,第一天谈方案,第二天现场看景,“第三天推土机就上去了”。

启动的一刻是没有批文的。“横店有一个好处,徐文荣说一句话,底下照办,不要经过这个批那个批,没有这些事情,速度快。”张大帅说。为了抢时间,唯有先开工,但同时进行申报。

先批后建,是循规蹈矩的做法。“但是谁批呢,不知道。政府不敢批那么多土地。”徐文荣说,“邓小平说摸着石头过河,那我就创造个理论,边批边建,先建后批,不批也建。”

这种风格贯穿了徐文荣创业的始终。早在七八十年代,他大量办工厂,上报政府批准,推来推去的,没人敢批。资金尚好解决,土地实在没办法。他信奉“干起来再说”。“他们很多领导干部(感到)很好笑的,(说)徐文荣在乱来了。但是我也建起来了。”2000年时横店集团的总资产超过了70亿元。

徐文荣说,由于经济成绩有目共睹,金华市分管农业领导曾给横店集团下了一个文件,授权集团享有土地的征用、处置权。那个阶段,横店发展极快,“我要干什么我就干什么。”征地只是众多环节中的一个。他承认,即便有文件护航,换做他人也未必敢像他这么做。这个特殊政策如今早已收回。

“先建后批”不仅存在于工厂和影视城,就连他在1990年代建起的医院、大学,最初也处于灰色地带。那时乡镇企业不准办医院,徐文荣以职工疗养院之名,行医院之实。至于“横店大学”,后来改名“横店科技专修学院”,听起来是一种降格,实际上是因为后者是经过省教委批准的,而“横店大学”并不是一所真正大学,没有批文,“自己起的名气”,牌子也自己挂的。

批文姗姗来迟,但最终总会下来的。木已成舟,反而能形成倒逼之势。徐文荣创办横店高中,本不想报批,但后来由于规模扩大,唯有上报。省计委派一位处长实地评估,看到施工已经在进行,大发雷霆,“土地都没批过,房子造好了,叫我来,你想干什么?”徐文荣赶去向他解释,处长还是直接走了。

徐文荣之后去找省计委主任,两人均是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,早就认识。“我今天晚上找你来告状的,你这个处长混蛋。你总有个交代啊,修还是不让修,怎么解决这个问题?屁股一拍就走。”

“你肯定土地没批过。”主任说。徐文荣承认了:“很多孩子上不了高中,我们出发点是好的。”

“好了好了,我叫个人给你解决一下。”主任说。“你写个检讨书,我们呢,同意你好了。”

“你只要批,不要说一张检讨书,一百张我都写。”

“你还有一个问题。”主任说,“你的国际商贸城,占地500亩。你也没批过。”

“我再写张检讨书可不可以?”

绕过障碍找上级,是徐文荣擅用的解决问题的方法。2003年,横店影视城已经小有名气,打算申报影视产业实验区,成功后有税收优惠,势必吸引大量影视公司入驻。省委非常支持,操作机构是省委宣传部、省广电局等部门,但最后需要以省政府的名义上报,申报卡在这里。分管的那位副省长不同意。其他领导去做工作,也是行不通。

所有人都打算放弃了,徐文荣出手了。他给多年的老朋友、广电总局某位领导打了电话,说要去见他。“我明天要开会。”“我不管你开会不开会,明天早上我肯定出发。”“你什么事啊?”“一下子讲不清楚,到了再说。”

第二天他飞去北京,在那位领导的办公室一直等到晚上6点半。问题很快就解决了,既然影视城已经造好,不涉及用地问题—那需要报批国务院,广电总局就可以批。走之前,徐文荣特地交代该领导秘书,明天一早打电话给浙江省广电局,让他们直接上报,以防再生变故。

故事的情节就像谍战电影般惊心动魄。次日他赶回浙江,让广电局的人把材料准备好。“没那么快吧?”“叫你赶快报就赶快报,他秘书的电话会打下来的。”“没打下来啊。”“会打的。”对方还在犹豫,电话来了。

现在,你已经了解徐文荣的脾气了。他是有棱角的。中国商人讲究慎言,而徐文荣似乎站在传统的对面。另一方面,他自有处理政商关系的方法,他将前任地方领导招募到旗下,委以重任,比如集团宣传负责人担任过金华电视台新闻中心主任,一位党委成员曾经是磐安县团委书记,圆明新园的董事长是退休的县电视台台长。不可否认,他们带来了人脉与管理经验。

某种程度上,“社团共有制”在保护他。“为老百姓服务”,很多企业家会将类似的话挂在嘴上,但至少就形式而言,徐文荣治下的横店集团更接近这句话的实践。上世纪90年代,乡镇集体企业纷纷进行改制,当时横店集团规模已经达到亿元级别,按照政策,徐文荣可以获得至少10%的股份,但他抗拒将股份量化到个人。他创造一个新的名词,“社团共有制”,按照他的说法,在集团之中的劳动群众,才是集团资产的终极控制人。但批评者认为,集体只是个空泛概念,作为其中员工并没有享受到特别的红利。

总体而言,这个制度延续至今,但在儿子徐永安接班后有了一点变化,增量资产上市后,一定比例的股份分配给高管个人,而存量资产依然是社团共有。徐文荣称自己只领取工资和“一点奖金”。他从未公布过资产,也拒绝入选慈善榜与富豪榜。

他兴办的工厂带动了就业,很多横店人曾在他的工厂上班。而影视城的崛起,带动了整片区域的繁荣。客栈老板惠祥意回忆,2004年前后,有个老头儿开着挂有“横店人民感谢你,徐文荣万岁”条幅的三轮车,满大街天天溜达。“他后来消失了,我们很多人都知道,徐文荣找人跟他说,你别搞了,你再搞就把我搞完了。”

说起10多年前的那桩轶事,徐文荣笑了,“个人崇拜是不能弄的,像我们农民,你去崇拜干什么?”

一切没有看起来那么简单。耿直与鲁莽只有一线之隔,政商关系微妙而复杂,名望与权力有可能反而带来危险,在他的领地上,徐文荣必须实现恰到好处的平衡。放在更广的时间维度,时代先行者与偷步者往往是同一个人。

匠人与推销员

在张大帅最初来横店的3年里,他只有一个人,当影视城开始规模化自主建景,他搭建起了自己的班子,主导设计。清明上河图、江南水乡、明清宫苑(即“故宫”)等景均是出自他手。

没有真正去过横店的人,很容易将这里预设为一个粗陋山寨物的集合地。这不是事实。影视城的起点是爱国主义与商业敏感,但过程却是工匠们日复一日的锻造。资本只是助力。

一般而言,徐文荣亲力亲为,关注细节—他会叮嘱员工食堂的菜不要太油腻,但在造景上,极为放权。“你是直接对我负责的,你有什么话都可以说。”他对张大帅说。信任的线头埋在相识之初,两人曾去北海公园御膳坊吃饭,结账时予以免单。徐文荣好奇,张大帅告诉他,“这里好多景是我设计的。”

如果你去过张大帅的家—那也是他的工作室,你能感到为了建景而准备的资料有多浩繁。在那个两层别墅里,书从地板堆到了天花板,建筑图纸贴得满墙都是,每一个他曾经的建造,都能在这里找到书面来源。为建圆明新园,资料塞满了5个房间。不要说上百组景观,就连12生肖铜像,每一个都配有厚厚的文件架。

他的员工都用电脑绘图,但他还只懂手工绘图,“比较慢,要很细致”。他有着老派匠人的风范。2005年,他无意看到一张图片,一个年轻人因祖坟被占,忧伤地坐在木头堆上,那是圆明园设计者“样式雷”的第11代后人雷超。他极为动容,找到雷超家,后者当时是一名送水工。他邀请雷超加入了他的工作室,教他设计,还出资10万元,供他上大学学习园林艺术。

“不要断掉,要传承。”他想着。

建造与运营,是影视城的一体两面。2001年,影视城在徐文荣的要求下,整合成新公司。殷旭在那一年入职成为运营的一把手。那时主体景区已建成,对剧组免场租的政策也已推行,徐文荣想带动剧组入驻,以影视为手段推动旅游,但剧组一年只有十几个,游客当年也只有50万人次。

殷旭曾任东阳市旅游局市场处副处长,开发过很多旅游产品。他脑子活络,上任后就意识到,不能让游客只看剧组拍戏,而要让“空房子里面有内容”。他将横店拍摄过的电影桥段摘出来,制作成一系列的演艺秀。他还将棚拍完成的电影场景,搬至景区内,“摆设、道具,全是原汁原味的,一点没差”。这项工作需要未雨绸缪,因为剧组一定会在离开前拆掉所有场景。以电影《英雄》为例,他和张艺谋达成协议,在电影上映后,请美术师霍廷霄专程回来在秦王宫内复建场景。以上改变,再辅以重订的市场策略—将团队旅游的提成奖励归在各个出发城市的营销人员头上,2002年影视城实现盈亏持平,2003年开始每年盈利。

他负责解决剧组遇到的困难。一名马队的骑手摔死,几十个家属围堵剧组,他负责调停,以自己人身作保,很快达成赔偿、遣散人员,令拍摄继续。张艺谋拍《英雄》时,需要很多人来演大臣,普通群演即便岁数够了又缺威严,殷旭主动介入,去东阳老干部局拉了一车退休公务员过来,问题解决了。这种协助,逐渐发展为成熟的一站式服务,有协拍经理专门对接剧组。影视城拥有一个巨大的道具库,但并无自己的马队、武行、服装、灯光等配套服务,这些服务交给民间,由影视城统一管理。

与其他所有影视城不同的是,横店有演员公会,于2002年成立。早期横店的群演多是村民,他们按地域划分势力,剧组换景就必须重换一批人。剧组与村民、村民与村民的冲突时有发生。

打破一个既有的利益格局从来不容易。“我们一家家做工作,每个村的村长、书记,先做通工作,也要给他们利益考虑。我们还是用你原来村里的这些人,我们想一年考评一次,不合格换掉。”殷旭回忆。基础打好,徐文荣是那块定海之石,由他出面组织开会。“老爷子还是很有权威的,他一来,定调了,那就实施了。”从此,由影视城管理的演员公会作为剧组与群演的中介。这是一个良性循环,群演秩序越好,就有越多剧组被吸引而来,而剧组越多,公会才有生存的空间。

群演是可以有序组织的,旅游市场是可以运作的,对于殷旭而言,真正难掌握的是政策。

抗日剧最火的时候,红军长征博览城用景需要排队。但热潮过去,造起来的景如果坚持原用,将大量空置。殷旭唯有作出调整,泸定桥、侗族鼓楼这些长征路上的景物本属中国西南,他将整体风格更加强化地域特色,街景与装饰做了许多改造。解放战争的戏,日后更难有拍摄机会,他将革命战争博览城改成民国街。

殷旭总结,最终还是要把重点放在古代的景上。“大家都愿意拍,这是最没有风险的。万一这次卡住了,我再放个10年,古装戏又不会过时的,再拿出来还能拍。那你要拍成其他的有些剧的话,过时的就过时了。魔幻剧啊,网络剧啊,其实也都是跟古装有关。”为此,影视城在后山造了数个宋代府衙,去年新造了唐城和春秋园。

他承认,即便风向难料,他也会做一些“因势利导”的事情。营销团队使用的宣传语包括:“横店是中国最大的抗日根据地,一年杀死一亿多鬼子,你想不想到横店来看看杀鬼子?”宣传手册上的漫画是,一个鬼子在逃跑,后面追着一个拿着大刀的八路。

圆明新园

如果以世俗意义的标准来看,徐文荣早已是个成功者。在儿子接班之后,他可以颐养天年了。但他很快有了新的目标,追寻的过程为他带来痛苦,他曾在自传中用“伤感暮年”来形容这段经历。

徐文荣在2005年提出要在横店重建圆明园。这个想法源于他听说法国一个历史学家倡议重建圆明园来赎罪。他想,“法国人都承认错误了,为什么不重建起来呢?”他领导的“四共委”负责推进这项工作,与明清宫苑、秦王宫等以拍摄为初衷建立的另外12个外景基地有所不同,爱国主义是圆明新园追求的最大意义。但在外界看来,关键词是一致的,复制。

争议四起。一种官方的主流意见是,废墟才是圆明园对整个民族起到警醒作用的价值所在,而重修,不仅浪费资源,还涉嫌侵权。2008年,施工尚未展开,就被国土部门认定违规用地而叫停。他认为,核心原因在于舆论的反对。

徐文荣没有停下来,指示张大帅继续收集资料。大学、图书馆、私人收藏者,能跑的地方都跑遍了,实地测量也去过无数次。徐文荣在自传中也提到,他的高层关系也动用了,中央办公厅同意中央档案馆帮忙提供资料。

他遭遇过轻视。他告诉《人物》记者,当他听说建筑学家郭黛姮有47张图纸,他去找她。“你卖给我也可以,租给我也可以,最好是送给我。”郭黛姮拒绝了:“你们乡镇企业建不好的。”她指出,珠海也做过尝试,她给了10个景的图纸,但建得一塌糊涂。“故宫我都建起来了。”“你故宫建得起,不一定圆明园也建得起。”“你带到棺材里去吧。”徐文荣愤而离开。他始终对这次拒绝耿耿于怀,后来郭黛姮要写书,反过来向他要资料,他不肯提供。

2012年,项目另行选址,重新启动,通过申报。圆明新园仿建了84%的原有建筑,还扩建了40%。某种程度上,它是妥协的产物,也体现出某种市井智慧。省领导建议“多做点外国的”,徐文荣就造起八座外国建筑,代表八国联军。他的说法是,侵略者以野蛮方式摧毁圆明园,中国人以文明方式重建他们国家的标志建筑。圆明新园并非一个整体,而是分布于横店四个不同区域。这是因为,“主题公园2000亩以上都要经过国家发改委批准,我不麻烦他们。我们拆零,多个项目立项,就是把大的项目变成小的项目。”

圆明新园在2015年建成。相比其他横店景观,这似乎是一个转折。园内景观极为宏大华丽,目前尚未有剧组得到许可进入。

他过往对景区甚少干预的作风在改变。他嫌路旁6米一株树木的间距太宽,要求统统改为3米。他至少看过《火烧圆明园》实景演出4遍,提出具体修改意见。在墙身颜色上,他与张大帅发生了冲突。在真实历史中,圆明园宫墙分红白两色,他认为“白色像老百姓的房子,不像皇家园林”,执意刷成黄色。

张大帅至今不能认同这一点。他是严谨的“教条主义者”。事实上,张先春才是他真正的名字。“大帅”是陈凯歌拍《霸王别姬》时给他起的外号,导演服他,听他指挥。他肯花心思,把看似不可能的想法付诸实践。有场戏要拍张丰毅拿茶壶拍脑袋,他下了很大功夫,做出了道具,并当着所有人面拍在自己头上,壶碎了,茶水流了一脸。“我要不自己试验,演员敢拍吗?导演敢导吗?”另一次,他指出戏中“号外”年份有误。

电影产业发生着根本的变化。危险镜头可以通过电脑特效完成。人们更在乎视觉感官冲击,恪守历史细节的人越来越稀有。资源高度集中的年代已经过去,电影不再是神圣的艺术,现在它是商业买卖,是娱乐消费,更讲究投入与产出。为拍一部电影造一座城,几无可能。

无论如何,横店难以复制了。

徐文荣说,圆明新园将拍一部“能上央视播放的爱国主义”的剧。他也打算做一点点退让,考虑让一部宫斗剧进入拍摄,他理解剧情没有政治意义,但对方说能上湖南卫视,那将是对圆明新园的巨大宣传,他心动了。

他的下一步计划,包括复制布达拉宫、兴建中国尼泊尔佛教文化园、在杭州建起南宋古城。说这些话的时候,他不再是一个商人,宏大的民族主义成为他的叙事主语。他长时间谈论清朝历史是有原因的,他的逻辑是自洽的,他看起来是真诚的。

接受《人物》拍摄这天,徐文荣将地点选在圆明新园。雨后湿漉漉的石板路很滑,但他坚持不要人扶。他已经老了,只能佝偻着慢慢地走,但这里是横店,只要一直走,往前走,最终他能够踏上他想去的每一处地方。

“这一大片都是大枫树,”他指着一处绿植,回过头来说道,青砖红墙的背景之下,他的声音像从遥远的年代飘来,“已经开始出芽了。”

(实习生车灏楠对本文亦有贡献)

作者:赵涵漠 邢超 严鑫峰
      来源:《人物》2017年第05期